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大金融思想沙龙第112期干货

2019年1月12日上午，大金融思想沙龙（总第112期）暨《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发布会于北京文化大厦举行。IMI学术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魏本华，IMI学术委员、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IMI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等出席并参与圆桌研讨。会议由IMI副所长宋科主持。IMI学术委员、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以“世界金融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为题发表演讲。

以下为演讲纪要：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金融可以说是“基础差，发展快，成就大，问题多”，而且问题到了集中爆发的时候，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准确的把握。

“基础差”，主要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公有制计划经济对货币金融的需求是大大减弱的，后来所有金融业务基本上全部集中到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去办了。人民银行在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呢？实际上就是印钞机、出纳员的功能，整个中国的金融被严重削弱，这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前金融的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中国银行第一家从人民银行分设出来。到1984年工商银行分出来，人民银行就不再面向社会办理金融业务，开始转向中央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是从财政部基建财务司独立出来的。

但是专业银行不是一个市场化经营的金融机构，是一种行政化分工和管理的体制，一直这样发展到了1993年我们经济开始升温，经济加快发展需要资金，钱从哪儿来？大量的需要银行出钱，所以银行开始快速发展，而且是混业经营，银行投资信托、保险、证券、租赁，投资三产、房地产、酒店等等，什么都干。

但是因为基础太差，银行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都跟不上，1997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等因素，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1998年金融问题集中暴露、异常严峻。因此，1998、1999年推动了一轮深刻的金融整顿和改革。

这是很不容易的。1994年国家财政预算法，1995年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作为法规已经颁布了，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落不了地。如果没有东南亚危机及其造成的深刻影响，没有我国金融问题的剧烈暴露，我们金融体制改革是很难推出来的，一直到1998年推动了深刻的金融整顿与改革，包括成立中央金融工委，把国有金融机构的组织管理从地方党委脱离出来，实施垂直管理；人民银行不再按省市设分行，改为按大区设置，主要目的是削弱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同时，发行2700亿元专项国债，定向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近1.4万亿元，主要是推动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同时加快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的发展。进而剥离商业银行的附属公司，推动金融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等等。

1998-1999年金融整顿与改革，奠定了我们后来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在削弱地方的行政干预的同时，在国家层面上仍是以行政化管理为主，由中央金融工委监管。

为了应对加入WTO之后对外开放的需要，2003年底，国家决定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试点，从外汇储备拿出450亿美元成立“中央汇金公司”并平分给两家银行作为新的资本金，银行原来的资本用来剥离不良资产，把原来由财政部行使的所有权全部替代出去，由汇金公司行使。 之后，陆续启动中国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和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2006年中国银行率先在香港和上海两地整体上市，带动国有金融机构陆续上市流通。

在改革开放之后，甚至到2006年之前，我们中国对货币金融的认知，我们对整个金融的统筹规划和科学分类是严重不足的，由于严重缺乏统筹规划、科学分类，金融体系的底层架构和上层逻辑存在严重问题。

“发展快、成就大”，主要体现在：1978年末我国M2为1159亿元，到1999年底达到11.76万亿，这个数字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01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面可以说是爆发式的增长，当然这跟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经济货币化加快密切相关。 2018年9月末突破了181万亿，年底可能接近183万亿元，相当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576倍，2000年以来在主要经济体里面增长速度仍是非常快的。现在我国已经是全世界货币总量最大的单一国家，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世界前四大银行基本上都是中国的等等，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巨大。

“问题多”，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高速发展过程中，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尽管1997年以后暴露了很多问题，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破产清盘后至今再没有出现任何的一家银行破产倒闭，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国还没有经历过一场真正的本土化的影响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我们很多人到今天对危机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概念，更缺乏应对危机的基本经验，真正爆发危机的时候怎么应对可能是一片空白。

由于种种原因，2011年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增长下行态势不断显现，全球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难以突破，2018年开始，贸易保护、民粹主义明显抬头，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经济时速苗头显现，中国作为新的世界工厂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面临更大的冲击与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金融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开始集中暴露，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国家三大攻坚战之首，挑战之大非常明显。中国金融亟需深化改革与开放。

深化金融改革，必须准确认知和把握货币金融的本质及其发展逻辑与规律。

货币在人类社会已有数千年历史，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变化，其中出现了很大的裂变，从社会财富的某一部分转化为纯粹的社会财富的价值表征物，从有形货币（如现金）转变为无形货币（数字化，如存款或电子钱包），对货币金融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但这些裂变并没有从理论到实践上得到人们充分的认知和准确把握，甚至现在连什么是货币都讲不清楚了，以至于比特币等网络加密数字币出来后，学术界、实务界、监管层等，对其到底是不是货币，能不能颠覆或取代国家法定货币，如何准确定位后有效监管等，迟迟拿不出明确的说法。

那么，货币从商品实物货币到国家规制化的金属货币，再到金属本位制下的纸币，再到去掉金属本位制下的纯粹的信用货币，货币不再是一个社会财富里面的某一个部分，而是从社会财富里面脱离出来，成为财富的价值表征物、对应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发展变化，其逻辑会规律是什么？

实际上，货币是随着交换交易的发展而产生后不断发展的，又反过来对交换交易的发展产生重要推动力。因为交换交易一定涉及到价值的对应，价值的转移，它就需要一个价值尺度，所以才需要一个中介出来，随着商品交换交易的发展，经济往来不断的扩展，货币在不断的进步，同时货币的进步又推动了交往交易的发展。

在货币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货币越来越重要，功能也在不断扩大，但货币最基础、最根本的功能是价值尺度。而要发挥好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功能，最基本、最突出的要求就是必须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

怎样控制的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呢？从理论上讲，保证货币的币值相对稳定，必须使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和这个国家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需要货币化的财富的规模对应起来，只有这样价值尺度才能相对稳定。

基于这个原理我们就会看到，货币如果是财富里面一部分的话，货币总量永远没有办法跟财富规模对应，所以货币必须从财富里面脱离出来，完全成为财富的价值表征物、对应物。货币供应不再受到以往作为财富本身，受到其自身储量、开采、加工能力等方面的约束，而是需要人为对货币投放和货币总量加以控制和调节。

如何确定货币总量与社会财富的对应关系，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呢？在不断的探索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步发现，可以选取关系民生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物品等价格作为代表，赋予其相应的系数，从而形成全社会（消费）物价总指数（CPI），进而观察总指数的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只要其波动率在预期范围内，在可控范围内，就认为货币币值是基本稳定的、可以接受的。由于货币供应和货币总量需要人为桶，就产生了“货币政策”的概念，

货币政策不是要求物价或币值绝对稳定，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目标基本是1%到3%之间，日本能实现1%的通胀率就很满足了，欧洲可能是1.5%，美国一般是2%，中国基本上是3%，当然一些个别时期的时候会放大，但是越大就越危险。为什么不追求0呢？第一是因为一个国家的物价总指数保持0变化本身就很难做到。第二，人们发现货币政策是在调控币值的，当币值有一定的贬值压力的话，就会推动社会财富一定程度的重新分配，推动人们减少储蓄，扩大投资和消费，有利于刺激经济社会发展。当然，这里有一个度，货币贬值不能失控，一旦出现难以控制的大规模贬值，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后社会动乱，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成为今天宏观调控两大基本政策工具，而且货币政策发挥功能的程度越来越大。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明确了“三去一降一补”，三去中的一个就是“去杠杆”，但是到今天为止，希望达到的目标杠杆率并不明确，去杠杆的力度后周期就难以把握，2017年末开始各部门同时发力，结果造成“合成谬误”形成过头的调整，2018年上半年社会流动性陡然收紧，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下半年开始不得不大幅度调整政策取向。现在，货币政策发挥越来越多的功能，包括推出越来越多的结构性调控政策、定向调节举措，一定程度上货币政策在取代财政政策。

货币要跟财富对应，而财富必须要有产权属性，受到国家主权后法律保护，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不能轻易拿别的国家的财富对应。这样，信用货币就上升到主权货币或者是法定货币这个概念。

货币投放后总量调控交给一个国家政府去高度垄断，而且这个货币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多种因素很容易诱惑政府超发滥发货币，有人认为这不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要求。所以奥地利学派的典型人物哈耶克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强力的推动“货币的非国家化”。但实际上这违反了货币发展的逻辑，所以不可能真正实现。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不少人认为，当今的货币体系，特别是以一国的主权货币（如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但有缺乏相应的合理的国际货币管理体系，是非常不公平而危险的，必须尽快推动变革。2009年周小川行长发了一个超主权货币的文章，希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我当时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章，但实际上国际中心货币是各个国家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竞争的结果，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要改变这种以最强大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选择是非常难的。

其实，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英国财长去的时候，他一方面想力主英镑继续为国际中心货币，当然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同时他也准备了第二个方案，即抛出了超主权货币Bankor。但一个新的货币体系怎么建立，怎么运行，是非常复杂的，短时间内难以让国际社会所接受，而去当时全世界官方黄金储备三分之二以上在美国，主要经济体里面只有美元和黄金挂钩，此时不选择美元作为新的国际中心货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在确立了美元跟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对全球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之后70年代美元危机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想着弄一个超主权货币，即SDR作为国际中心货币。但是在国家作为世界基本构成因素的格局没有打破情况下，没有最强大国家的支持，一个全世界范围的超主权货币很难实现。

比特币高度模仿黄金，实行总量控制，甚至每个时间段其新的产量或供应量都有严格设定和控制，难以灵活调整，因为它认为黄金在地球的储量是一定的，越往后越难挖，新增产量也会越来越低，最后终将完全枯竭。比特币也是一样，总量2100万吨，每10分钟产生一个数据区块，会有规定数量的比特币的奖励，新的产量每四年自动减少一半，最终到2140年就挖完，理论上严格防范人为调控货币，防范了货币的超发、滥发，从储值投资角度是有好处的，它本身有升值的空间，容易吸引人们去挖矿或投资，但是作为一个价值尺度，其剧烈的升值和明显的通货紧缩不是货币的要求，而且比特币没有法律可以保护的社会财富与其对应，是不符合货币发展逻辑的。因此，类似比特币这种网络加密数字币是不可能取代和颠覆国家法定货币的。

那么如何看待后定位这些网络加密数字币呢？

我们知道，互联网的发展正在形成不同的网络平台或社区，进而形成既与现实世界密切相连，又相对独立运行的网络世界。

那么网络社区或者网络商圈里面完全是有可能运行自己专门的社区币或者商圈币，就像我们今天中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但不代表我们没有食堂的饭卡，商场的购物卡等等，它就是在一定范围里面被赋予特殊权利义务的一些专用币或代币的应用。网络社区同样如此，未来大的网络平台会跨境运行，完全有可能在这个网络社区里面重新赋予统一的身份信息，不管你是哪种人，我先把你线下的身份弄好以后对应线上唯一的一个身份。同时可以有网络社区专用的货币，各种法定货币可以兑换成网络专用币，在网络社区内使用。

比特币这一类的网络数字币只能是社区币、商圈币，不能随意流出确定的范围随意流通和使用，否则就会对法定货币的管理产生冲击，国家一定会进行控制甚至处罚。可以允许法定货币与网络社区币、商圈币进行兑换，但必须满足法定货币监管的基本要求。

可见，仅仅把比特币等网络数字币定位于“特殊的网络虚拟资产”是不够的，因为，作为“资产”是不需要金融监管的，但它们在各自的网络社区或商圈内已经实实在在发挥专用币的作用了，必须作为社区币、商圈币加以适当的监管。

由此，比特币等网络社区币等价值就取决于区块链社区的渗透率、活跃度，币的价值取决于链的价值，而不是反过来，一味的炒作币的价值来抬升链的价值。如果一直炒作那个币，而不注重用区块链解决现实世界的实际问题，不能实现区块链应用的实际价值，币的高峰期一过就会烟飞云散。

区块链有没有价值？有，你一定要找你的应用场景，大量的纸质的单证，资产证券化的东西都可以上链，利用区块链全程加密，可以溯源，难以篡改的技术保证它很好的运行。区块链一定要能解决现实世界的实际问题，因此，过于强调“去中心”可能难以突破。实际上，区块链现在存在一个“去中心、高效能、安全性”几乎难以兼得的“不可能三角”关系，其底层技术的突破还需要时日后大量投入，短时期难以形成大规模商业应用。

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的挑战是，如果把现实世界的财富拿来做区块链应用的话，如果这个财富在不断的流通，物联网还达不到全程无缝的监控，你今天要作为去中心的区块链就很难落地，这方面还要大量的探讨。

2013年之后，不少国家的中央银行发表声明称，要推出央行数字货币或法定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到底是指什么？是像比特币一样的网络加密货币，还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智能化，却一直没有明确。这也推动比特币等网络数字币等升温。

实际上，央行主导的数字货币跟去中心的比特币逻辑就是矛盾的，是根本不可能模仿比特币的。而且比特币高度模仿黄金本身就违反货币的逻辑，比特币对应的财产是什么？没有法律的保护，大家可以理想化的认为所有的财富都可以跟他对应，但是这是理想化，没有法律的保护凭什么用你的比特币，即使允许，他真正应用的场景在哪里？因为比特币它的账户是公开透明的，账户的转移是要分布式记录验证的，所以账户是不可篡改，可以溯源的，账户之间仅仅转让比特币，根本不需要认知后面的人是谁，可以直接转，没关系。但是有一个问题，比特币仅仅是链生资产，你这里面转一个比特币没有问题，如果我们要交易的是现实世界的资产呢？问题来了，比特币账户后面的人是高度匿名的，在你不认识对方的时候你敢不敢交易线下的资产？我说我要把一个东西卖给另外一个人，我们相互之间谁是谁都搞不清楚，第一我说卖给你的东西有没有你知道吗？法律上是不是合法有保证吗？你什么都不知道敢跟他做交易吗？所以你能落地的就是当面做交易，这个可以，但在网络世界，这种面对面的直接交易所占比重会非常低。最后，只能是与法定货币进行兑换，或者与其他网络货币进行交易。

央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只能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智能化，这是必然的方向。它将来的运行模式是央行直接面向社会的“一元模式”，还是走央行——商业银行——社会的“二元模式”，还取决于：如果央行的数字货币网络平台直接向全社会开放，人们一登录就可以开钱包的话，就可以不需要商业银行。但是这仅仅是第一步，进一步还要明确，央行能否直接面向社会发放贷款，提供信用货币投放？

今天的货币投放，一种是央行买货币储备物，如黄金、外汇等投放出来，央行不可以把货币随便赠予大家，如果可以随便赠予大家，这个货币就没法控制了。第二种是靠信用投放，靠银行贷款这种先借给你，记入你的存款账户，给你增加货币。今天货币投放的很重要的渠道是信用派生，那么，央行能不能直接面对社会发放贷款？为什么要区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并规定央行不得面向社会提供贷款和透支，即使要购买国债，也只能在二级市场去做，为什么？是因为当你赋予央行货币投放的权利的时候，如果你允许他做贷款，他做砸了怎么办？他会再放，那货币总量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要把贷款的职责交给商业属性很强的金融机构去做，如果贷款做砸了要破产倒闭，把多余投出去的钱消掉。这是为什么要划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根源。

当央行不能面向社会发放贷款，贷款还要在商业银行做，那么选择就只能是二元结构。

美元流出、流入，人民币走出去、流回来，你脑海是什么样的想象呢？你是不是想象美元从美国流到中国来，然后我们又把美元送回到美国？

这涉及到货币的支付清算问题。很多人脑海里根深蒂固的印象，是货币现金收付，即现金清算，但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货币支付清算，特别是国际往来的资金清算，采用的是通过清算机构（银行）进行记账清算或转账清算，即将款项从付款人账户扣减，转入收款人账户即可，根本不需要真正的货币现金的转移或流动。

记账清算的发展带来货币金融一系列深刻变化：

第一，它使货币所有权的转移替代了货币现金的转移，有利于减少现金的印制和流通，大大降低货币金融运行的成本，提高运行的效率，增强监控的能力。现金的流通是监控不到位的。通过转账清算，资金的流动都有记录，可以连续跟踪，全程追查。

第二，有利于将社会闲置的资金资源高度集中到金融中介，增加银行存款，从而推动银行提供贷款，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

这也使货币从流通中现金扩展到更多的银行存款，货币总量可以简单地表示为“现金+存款”。推动货币从有形转向无形（数字化）。

第三，记账清算是通过债权债务关系的调整进行清算，会引发资产负债相应的变化。外国人拥有美元储备越多，其在美国的资产就越多，美国的外债就被动的越多。但是这个钱主要是存在美国的金融机构，所以美国金融机构的资金实力就会越强，全球拥有有6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主要存在美国的金融机构，那你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怎么跟美国的金融机构抗衡呢？

第四，外汇储备只能用出去，不能拿回来。记账清算方式下，一旦形成了外汇储备，就不大可能将储备用现金方式拿回来，要减少储备，只能将其用出去，包括扩大进口、投资或转换成其他货币等。

第五，央行外汇储备可能倍增流动性。记账清算方式下，外国持有美元储备，实际上并不会减少美国的流动性，但储备国的央行可以购进外汇相应投放本国货币，从而产生倍增流动性的效果。

用于对记账清算不知晓、不理解，社会上经常出现很多重大误解。

比如，有人说，我们国家以20-30%对回报率招商引资，得到的美元交给了银行，银行又送回去美国，回报率多少？2-3%，表面看是发达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的钱又拱手送回去，并给予巨大的补贴，这就是金融帝国的霸道！

但实际上这种比较根本不合理。因为美元根本就不存在拿过来，再送回去，美元一直就在美国，而在美国，美元一般收益率就是2-3%的水平。要判断招商引资20-30的回报率是否合理，首先要比较的是其实际产出能否更高，如果其实际产出远高于此，为何不积极招商引资哪？！当然，如果实际产出低于对外回报率，就需要及时调整招商引资政策，提高招商引资标准或门槛，而不是已经形成外汇储备，再想从提高储备收益率来弥补。除经济收益比较外，招商引资对外开放，还是推动改革的重要手段，所以，我们坚持的是改革开放。

相应的，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全面金融危机，以及中美爆发贸易战之后，不少人强烈呼吁把美元储备拿回来，实际上根本不可行。有人建议大量抛售美元或美债，实际上这需要有买家，而且大量抛售，也会产生很大损失，需要仔细斟酌。

同样道理，人民币国际化怎么走出去？是人民币现钞走出去？还是要通过银行记账清算转账走出去？实际上应该严格限制现钞走出去，在海关超过一定限额就不允许带出去。

在记账清算方式下，同样是外国人持有人民币越多，中国的人民币外债就会越多，外国在中国的人民币资产就越多，中国金融机构资金实力就越强。问题是人家为什么要持有人民币？除了你经济向好，你的人民币有升值的空间以外，很重要的是你要满足人家流动性管理和盈利性管理的一系列的要求，所以美国的金融创新为什么要非常活跃，因为全球不断给他提需求。

因此，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加快人民币全球清算体系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将工作重心放在中国大陆，而不是在离岸，要加快金融交易市场建设和对外开放，并在金融交易市场积极推动人民币计价后清算。

没有金融交易市场的开放发展，没有金融交易市场大量使用人民币计价清算，仅靠投资、贸易等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难以有大的突破的。必须看到，全球金融交易市场一天的交易量，可能相当于投资和贸易全年的量。金融市场每天的外汇买卖，黄金交易及各种期货的交易量非常大。如果中国不是国际金融中心，不能把国际金融资源聚集过来，不能用人民币计价清算的话，人民币国际化一定会受到影响。

上海中国原油期货是对外开放且以人民币计价清算的，其推出后发展意义重大。只有把国际金融中心建立起来，是开放的，可以吸引全球的资源过来，我们的金融国际影响力才能真正的起来。全球24小时里面，每8小时一个阶段需要一个交易中心，现在伦敦、纽约的地位基本稳定，我们亚太这个地方要有一个，亚太现在主要是香港和新加坡，但是，真正有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潜力的是中国大陆，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要把国家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后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么，作为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应该怎么办？金融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到底如何，如何科学规划和有效实施国家金融战略，推动金融实现综合实力后国际影响力领先？

中国经济增长从2011年四季度开始持续下行，但经济转型调整真正的拐点却是2015年，一个国家经济转型调整基本上都需要2-5年时间，因此，2018-2020年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调整至关重要的时期，2019年可能是最为关键的一年。

经济下行、转型调整，也意味着矛盾后风险会集中暴露，货币金融面临着防范风险、改革发展非常严峻的挑战。

首先，从财政收入结构看：

1999年我国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把原来国家和企事业单位要贴钱但没有回报的三大领域变成产业来开发。这些资源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上，资源变收入，收入变投资，投资加杠杆，推动我国经济之后进入了不差钱的时代。到2000年的时候基本上克服了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南方洪水造成的压力，为加入世贸组织奠定了重要基础。加入世贸组织后，全面的对外开放，大量的产能和资本再进来，我们整个进入了黄金10年的高速发展。

从2000年开始，财政上资源性收入越来越大，税费收入压力越来越轻，尽管我们没有说减税降费，但税费征管有所放松，人们实际的赋费压力在减轻。

但进入2015年后，资源性收入遇到了瓶颈，新增规模急速下降，然而财政的开支在加大，大家知道经济下行一定要加大政府的刺激力度。那么钱从哪里来？第一个要强化税费征管，所以我们在说减税降费，但是很多人的感受是税费负担明显加强。

第二个方面是扩大负债，政府的负债在急速上升。人民银行的报表里面有一个“存款型机构概览”里面有一个项目是“对政府的债权（净）”，2014-2017年的余额分别是：5.5、9.83、16.23、20.49万亿元，2018年突破24万亿是在所难免。接下来的财政的收支压力巨大，中央财政的财政赤字率要不要突破3%将是重要拐点。

其次，从货币投放结构看：

2000年到2014年上半年，我们国家货币投放的主渠道是央行买外汇投放的人民币，表现为央行外汇占款，这是基础货币投放，之后2014年下半年开始外汇占款在下降，2015、2016年迅猛下降，到2016年末减少了近6万亿，相应减少银行存款。

央行基础货币收缩情况下，为保持货币总量的适度增长，就需要银行贷款必须扩大。银行存款下降但贷款又要增加的时候，银行的资金不够怎么办？首先需要央行相应降准以释放此前冻结的资金，但在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定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重点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后，有人认为降准属于“大水漫灌”式货币政策，不符合结构调整的要求，于是，2016年3月份之后央行不再普遍降准，转以实施一定程度的定向降准，降准难以满足银行资金需求，央行不得不扩大资金拆借释放流动性。结果央行一方面冻结了十几万元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另一方面拆借出来的资金规模快速扩大，到2017年末已经超过10万亿元，2018年基本上维持这一水平。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利差，法律存款准备金的年利率1.62%，但是央行拆出来的资金平均年化利率不会低于3%，那大量的利差转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转出去，整个社会融资成本就会上升，中间更复杂的是央行拆的时候，往往是先对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大银行拆借，然后大银行再向中小银行拆借，银行再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拆借，内部转拆越多，利率层层加码，就会进一步抬高社会融资成本。资金流入到社会上，中国社会融资层级也同样非常复杂，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就更加突出。

再次，从住户部门净存款看：

按照人民银行披露的数据，我国住户部门本外币存款减去贷款后的余额，即净存款，在2015年之后急速下降：2015年2月末（春节期间）净存款达到历史高峰值29.90万亿元，之后快速下降，到年末为28.16万亿元。到2017年末更是下降到24.68万亿元，这不仅比高峰值低了5万多亿元，而且比2012年末的24.88万亿元都低了。2018年9月末已经低于24万亿元。

这说明，2015年之后，住户部门的贷款增长速度远远过于存款，住户部门负债率或杠杆率急速提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扣除房产、车辆外，已经成为“负翁”，依靠借贷生活，将对经济社会，包括婚姻和人口等，产生深刻影响，值得高度警惕。

很多重要指标从2015年出现重大转变，2018年则使问题更加明显。

国际上，中国的崛起正推动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贸易保护、民粹主义明显抬头，地缘政治矛盾加剧，经济失速和金融动荡风险加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将是转型调整、改革开放至关重要、充满挑战的一年。

中央已经明确了到本世纪中叶要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国家的宏伟目标，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金融怎么办？我们的金融现在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有没有把握在本世纪中叶我们金融的综合实力、国际影响力领先？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金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货币总量全世界最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最大，国家外汇储备最大，世界最大的前四家银行基本上归属中国，我们有很多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跟发达金融体相比，我们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普惠程度，特别是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还远远不够。

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致力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今天人民币国际化还在刚刚起步的阶段，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怎么办？如何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将人民币国际化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紧密结合，通过在金融交易市场大量的使用人民币计价和清算，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并切实增强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我们金融是推动国家战略目标的实施，还是会拖了这个目标的后腿？我认为这是重大的课题，需要认真考虑，我们面对中国的崛起带来全球格局的深刻变化，全世界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理应有所作为。

编辑  庞峥琦 甄莹莹

审校  田雯

监制  崔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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