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教育行业，密集“调控”一年后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从 2018年2月开始，全国共摸排约40万家校外培训机构，整改27.3万家。图/视觉中国

《财经》记者 袁建胜 相惠莲 | 文  朱弢 | 编辑

“创新”这个词对黄雅来说有点怪怪的味道，但她必须这么做。

距离北京教育培训重地海淀黄庄20公里，有一所能容纳700个孩子的新建小学。它在海淀区边缘，与一片农田相邻，没有知名的培训品牌触及此地，但仍毫无意外地形成了一个减配版的焦虑中心。

近几年，周边的两个新建社区陆续入住大批在北京漂泊的“新移民”，改变了之前颇为宁静的乡村气息。在新建小学终于达到6个年级完整建制的最近两三年里，周边的1公里内冒出十几家小微教培机构。

即使是减配版，在此地拓荒的教育机构业务核心类型，和K12（kindergarten through twelfth grade，即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的阶段）相关行业并没有本质不同，一是语数外各类学科辅导；二是琴棋书画音体美的“素质教育”。

黄雅创立了其中一个。

和业内称之为“作坊式”的小微机构一样，她的商业模式并不复杂，家搬到郊区，孩子就近入学、自己上班遥远，做一个教育机构，从托管开始积累生源，再延伸到学科辅导课程。

“创业确实挺难，做了两年多也算站住了脚，但2018年开始，情况变了。”黄雅说。

一年来，当地的乡政府带队教育、卫生、公安、消防等多个相关部门连番前来检查，十几个成人瞬间挤满并不宽敞的教室。

一直坚持正规经营的黄雅起初并不担心，但她很快明白过来，一年来的检查主题只有一个，禁止各种类型的补课、培优课程。

黄雅主动停止了这些项目，也切断了这家小微机构的主要盈利来源。“现在只有营收没有利润，如果不想其他的办法，只能是白忙活。”她说。

在告别了教育行业调控文件层出不穷的2018年后，1月10日，距海淀黄庄2公里开外 ，教育投资机构无界加速器和拼图资本在一家咖啡馆里举办了一场K12教培市场的趋势研讨会。主办方原本准备了50个座位，现场却来了接近3倍的听众。

这次讨论的主题也透着行业的“焦虑”：政策频出，路在何方？

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2018年，国务院、教育部以及其他部门出台与K12相关的政策达到了13个，平均每月超过1个。12月28日和29日两天内发布了两个政策，严禁有害APP进校园的政策和“史上最严”减负30条，为这一罕见的“调控年”画上句号。

过去一年里，这些政策在不同层面“规范”着教育行业的现状，不断抬高教育市场内部的壁垒，约束各类资源流转速度，迫使供需矛盾、主体竞争在逐步变小的市场空间里，加速摩擦和调整。

首先是学历教育。其中市场最关注的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为该法案画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个“圈儿”，并制定具体的操作方案。

特别是2018年8月送审稿禁止集团化办学企业和机构通过兼并收购、加盟连锁、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直接触发港股教育板块大跌，个股最高跌幅超过50％。

行业的下跌趋势在三个月后加剧。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公布，学前教育阶段不管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企业和机构，都禁止资本化操作和上市。美股红黄蓝连续两次触发熔断，最大跌幅接近60％，港股教育板块也受政策影响整体下跌。

该领域的企业和机构措手不及。最高层级的发布也显示着坚决的态度：通过公办和普惠幼儿园的形式，扭转该领域以市场化机构为主体的态势，转而由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义务教育禁止营利性机构、限制集团化办学，而学前教育只给市场留了20％的份额，整个K12阶段的学历教育市场被严格“圈禁”起来。

在北京民办教育学会副会长马学雷看来，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政策走向有三个关键词，学前教育是“普惠”义务教育是“均衡”，高中则是“普及”。

这三个关键词预示着政府将致力于“抹平”三个阶段的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甚至不同性质学校之间的质量落差。前期筑起的壁垒，也在约束市场和资源从这些落差中快速游走以寻找机会。

辅助学历教育的教培市场也在教育调控中经历震荡。围绕“减负”“整改”的4个政策贯穿了2018年全年。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从2018年2月开始，全国共摸排约40万家校外培训机构，整改27.3万家。

在规范教培市场的同时，标准也随之确立下来：生均面积不低于3平方米、下课时间不得超过晚上8点半成为明确的“红线”。

如今这场“运动”结束，在海淀区边缘，黄雅的机构暂时存活。紧挨着她机构的另一家小机构坚持做学科辅导，结局是不得不“关张”。原先的各色奥数杯赛们被叫停，或改名求生。

大刀阔斧的改革后，家长和孩子们的学习、升学焦虑并未消散。

在2018年的尾巴上，西城区家长李晓宁在海淀黄庄给六年级的女儿争取到了一个奥数集训班的席位。每周四晚上她和丈夫都陪着女儿从6点半学到8点半，在她看来，这里的辅导热度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品牌大机构屹立不倒，来往的孩子和家长依然络绎不绝。

李晓宁在西城区有一套学区房，她一直不让女儿考试、参赛拼海淀名校，只想安静地等待学区的电脑排位。这个想法到孩子六年级时全线失守。班上大部分学生都上奥数班，她担心女儿会在同学中间“受挫”。老师抓得也紧，打电话告诉她，她的女儿在最近三次的数学模拟测验中都差几分考到“优”，希望家长多投入精力辅导。

除了现场听课，李晓宁也让女儿上过网课，但她偶尔会走神儿，画起画来，这是曾经让李晓宁骄傲的特长。为什么不先做完作业再画画？她问过孩子。女儿回答很干脆：做完肯定到晚上11点，不可能再有精力画画了。

距离海淀黄庄1200公里外，在上海一所公办小学任教的陈虹羽，也在疲于应对此次“减负”运动。“减负30条”严格控制了考试次数和作业量，小学一二年级不能留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的家庭作业则不得超过60分钟。这个目标令陈虹羽左右为难。以她带过的四年级学生为例，有的孩子在放学前就可以完成全部作业，有的却总要拖到半夜十一二点。

提出作业负担太重的家长并不是很多，相反，若作业太少，有些家长会对老师颇有微词。但在眼下各类政策的影响下，老师们开始把“家庭作业”称呼为“课堂作业”，把“考试”称为“测试”。有人说回家作业是一张张考卷，看起来“吓人”，各学科的老师不得不把考卷装订成册，改称“校本作业”……

陈虹羽眼中“不可能的任务”还包括既要保证教学质量，又要提出种种限定让学校和老师绞尽脑汁地应对。真正的问题不仅是学生负担过重，也是如何让有能力的学生获得更多的机会。

“为什么有能力、又喜欢学习的孩子，却硬要我们照顾均衡，限制他们学呢？”陈虹羽说。

不管是被裹挟进焦虑中心的李晓宁的女儿，还是陈虹羽那些“喂不饱”的学生，都面临着切实的学习需求。

政策一方面陆续禁绝“重点班”“快慢班”的内部分类，学校办学自主权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又在约束市场的供给，并没有给这些需求预留供给和出口。

马学雷认为，2018年的“政策调控”意味着教育评价标准开始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从考试成绩到素质教育，这是教培行业面临的风险和机遇。“赶快丢掉现有的模式，不断创新才有出路。”

在他看来，教培行业正在面临迭代式转型的阶段，2000年以前的20年是野蛮生长的“游击队模式”，2000年之后是以好未来为代表的规模化、产品化、资本化企业运营为主流，如今又20年过去了，学科辅导这条最大的赛道将会越来越窄。

政策导向一方面在限制“培优式”的学科类辅导，另一方面则希望市场为管理部门倡导的素质教育方向提供“弹药”，但市场需求显然还没有因此发生明显的改变。

环球优学联合创始人张建生在前述研讨会上介绍，这家以学科辅导见长的新三板企业，2018年在没有增加投入和加大推广的前提下，业务增长了36％。

“我看过京津冀三地，家长对这方面确实越来越重视，三四线城市与一二线城市之间的认知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但是素质教育机构经营状况都比较差。”张建生说。

政策对素质教育的提倡，和“减负”一样历史悠久，它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里，是在1994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

大的趋势可能在变，但高考这支“指挥棒”本质上仍然是选拔机制，伴随它产生的、提升学习成绩应对各类考试的刚性需求至今未变。在张建生看来，企业的首要任务是满足市场需求，活下来才能谈发展。

K12学历教育严格限制资本进入，过去两年受追捧的在线教育企业也不好过。中小学生在线辅导机构猿辅导近日向不同媒体确认，因难以杜绝公立学校老师兼职，已主动关闭1对1辅导模式。

拼图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磊提供的资料显示，从2017年1月到2018年12月，在不同轮次融资过亿美元的5家K12教育相关企业，都以线上产品为主营业务，包括“猿辅导”的兄弟产品“猿题库”。

不管是线上学科辅导还是教辅工具，2018年的政策都有至少一款适合这些公司。校外培训机构整改行动，要求在线学科辅导按照线下培训机构同步管理，聘用公办教师的禁令也被反复强调。

2018年末出台的《关于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则针对各类在线教辅工具，也明确了双责任主体，学校负责选用，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和主管。

行初教育服务机构发起人、上海行仕律师事务所首席业务顾问李春光对《财经》记者表示，管理部门和校长的责任风险，会导致校长和管理部门对APP进校园的积极性变低，进而容易诱发企业进行权力寻租的法律风险。“从理性角度看，让学校拥有更多自主权，作为市场主体与企业实现自主公平交易，是理想的状态，但现在障碍重重。政府的招投标制度已经成熟，将其引入教育系统的APP采购程序中是更现实的选择。”

而目前的情形是，有的地方行政部门随意设门槛，如要求APP开发企业必须在当地注册公司，大大提高了企业进入的难度，对市场秩序造成影响。

有害的APP绝对不让进校园，优秀的也不一定进得去，已经身在其中的，由于壁垒的升起，已经变成某种“宝贵资源”。

李春光把2017年称之为“聚云”，以《民办教育促进法》为主进行政策定调；2018年是“打雷”，落地政策密集出台；2019年则可能是“下雨”，政策的力度、深度会更加明显，不只是在线教育，整个教培行业都要做好深刻转变的准备。

王磊在上述研讨会现场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哪家创业公司获得过投资，应者寥寥。这并没有让他意外，在他看来，K12教育相关行业的资本会向头部已形成规模的企业集中，小微机构融资越来越难，呈现两极分化的特点。

“现在已经是‘马太效应’了，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会推动优秀创新企业迅速做大规模，另一方面也对更大范围的创新活力有所抑制。”王磊告诉《财经》记者。

对于活过2018年、正在思索创新的黄雅来说，未来并不可知。

（文中黄雅、李晓宁、陈虹羽均为化名）

（本文首刊于2019年1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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