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中心西移

北京天通苑地铁站外排队进站的人群。图 / 视觉中国

文 | 易富贤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

人口并非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而是与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区位、政策等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年轻劳动力充足、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非人口因素还显得更为关键。但是人口这个必要条件是“活”的，可以改善其他必要条件，比如可以改善基础设施，优化经济结构，将“非资源”（如太阳光、氮气）转变为“新资源”（如太阳能、氮肥）。随着经济的发展，非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下降，比如中国的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19.1％降到2016年的1.1％；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的修建使得一些边远地区的交通和区位条件得以改善；发展模式变得越来越成熟、趋同，小灶式的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比如近年各地出台了各类区域经济政策，虽然有一定效果，但都远不如当初深圳那么有效了。而人口（生产、消费、创新）越来越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中国是长期低生育率，劳动力在快速减少，人口结构在快速老化，人口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的制约因素。因此，本文聚焦于人口本身对经济的影响，也欢迎其他学者从其他方面予以补充。

历史上人口变局对中国区域经济的影响

中原地区长期是中国的人口和经济中心。但是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难，导致中原地区人口减少，江南却因为相对安稳而人口增长较快，精英层衣冠南渡，加上气候因素，人口和经济中心不断南移。比如说安史之乱之前，江西只占全国人口的2.8％，而到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却占全国的24.7％了，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明朝后，随着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江西人口占全国比例降至1381年的15.0％、1542年的9.8％、1776年的6.3％、1953年的2.8％，经济占全国比例也不断下降。

唐宋时期，四川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唐天宝元年（742年），四川人口占全国的22％。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人口259万户，占南宋的20.4％。但是宋蒙战争导致四川人口锐减至1282年的12万户，民生凋敝。明朝时期，湖广（湖南、湖北）填四川，四川人口和经济恢复性增长，万历六年（1578年）人口增至310万人，占全国的5.1％。但是明末清初战乱使得四川人口再次锐减，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仍不足10万人。清朝第二次湖广填四川，四川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685年的0.4％增加到1776年的2.9％、1820年的7.8％、1910年的12.8％，经济占全国比例也随之提高。

在地理大发现后，美洲高产作物导致人口爆炸，“炸”得最厉害的是英国（含爱尔兰）和俄国。英国人口从1500年的474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5309万人。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美国人口更是从1776年独立时的250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1.52亿人。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人口爆炸引发了工业革命，随后传播到欧美地区。英美两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从1500年的1.5％上升到1950年的8.1％，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6％上升到34.0％。整个西方国家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从1500年的18％上升到1820年的25％、1950年的57％。

俄国（前苏联）人口从1600年的2070万人增加到1820年的5477万人、1940年的1.99亿人，占全球比例从1600年的3.7％增加到1940年的8.5％，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从3.4％上升到9.3％，在1931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人口在鸦片战争后却增长非常缓慢，只是从1820年的3.8亿人增加到1950年的5.5亿人，占全球比例从1820年的37％下降到1950年的22％，同期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33％下降到4.6％。

欧美主导的国际海运贸易给上海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年轻移民蜂拥而至上海，上海的人口从1852年的54万人增至1949年540万人，占全国比例从0.13％上升到0.99％。1894年上海的对外贸易占全国的53％，1936年达到60％以上；1933年上海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50％；1947年全国主要城市有工厂14076家，上海占55％。

俄国崛起后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迫使清朝政府于1860年解除对东北已经实行了200多年的“封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迅速成为工业化强国。崛起的俄国和日本给邻近的中国东北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东北像吸水机一样吸引着内地移民。东北人口从1871年的330万增加到1911年的1800万、1940年的4000万；占全国的比例从1870年的0.9％提高到1940年的7.8％。东北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1943年东北煤的产量占全国49％，钢材产量占93％，电力占78％，铁路线占42％。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的崛起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国际人口和经济结构再次冲击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欧盟、北美。以现值美元为标准，1980年这些地区占全球GDP的71％，主导着全球经济和贸易格局。

1980年美国、欧盟的中位年龄只有30岁、33岁，年富力强，经济充满活力。日、港、台、韩1980年的中位年龄为33岁、25岁、23岁、22岁，作为整体，经济占世界比例从1960年的3.8％上升到1980年的11.1％、1995年的20.8％。1980年美、日、港的人均收入分别是中国大陆的65倍、48倍、29倍，这些地区的小商人到中国大陆都算是大老板。

也就是说，当1979年中国打开国门的时候，外贸、外资、技术、管理全来自东部海洋，加上海运的廉价，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10％上升到2006年的66％。

而中西部却因为远程贸易所带来的“冰山”成本，经济落后于东部，年轻劳动力不断涌入东南沿海，经济中心也一再东移。广东、江浙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从1979年的5.3％、11.6％上升到2006年的11.4％、16.1％。

比如广东、贵州1990年的0岁－19岁人口占全国的5.84％、3.39％，而2010年的20岁－39岁人口占9.33％、2.25％，2015年的25岁－44岁人口占9.36％、2.41％；以1990年0岁－19岁人口为基准，2010年、2015年广东流入了60％、60％，而贵州却流失了34％、29％。

2000年的0岁－4岁儿童到2010年是10岁－14岁，1990年的45+岁（45岁及以上）人口到2010年是65+岁（65岁及以上)老人，各地占比变化很小，说明儿童和老人基本都留守原籍。中西部劳动力的外流，导致留守老人“老无所养”、留守儿童“幼无所靠”。

2006年：中国经济中心开始往西南转移

1979年以来，中西部的经济占全国比例不断下滑，然后在2006年开始触底反弹。比如湘鄂、云贵桂、川渝、皖赣、陕甘宁的经济占比从1979年9.3％、5.5％、7.3％、5.9％、4.5％下降到2006年的6.6％、4.8％、5.4％、4.7％、3.3％，然后回升到2017年的8.3％、5.9％、6.6％、5.6％、3.85％。而东部的沪江浙、京津冀、广东的经济占比则从2006年的20.6％、10.3％、11.4％下降到2017年的19.6％、9.6％、10.5％。东北的经济占全国比例更是从1960年的18.0％下滑到1979年的13.3％、2006年的8.5％、2017年的6.5％。也就说，中国经济中心在2006年开始西移，尤其是往西南移动，这是唐朝以来最大的转向。笔者在2005年－2008年，预测了这种转向：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化，导致经济减速，给中国东南沿海的经贸机遇减少；中国中西部内需市场在崛起。

笔者在《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12期的《中国大陆当下人口实证研究》中论证了2016年中国只有12.8亿人而非13.8亿人。本文假设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将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2（难度很大）。除中国大陆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未来生育率则按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的中、低方案平均。

年轻人越多，创新活力就越强，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创新活力不断减弱。日本、意大利、台湾、韩国随着中位年龄的提高，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比如日本的中位年龄从1965年的27岁增加到1985年的35岁、2015年的46岁，五年平均GDP增长率也从1963年－1967年的9.5％降至1983年－1987年的4.2％、2013年－2017年的1.1％。

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年化是经济发展的阻力，20岁－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反映了经济活力。日本、意大利、台湾、韩国随着劳动力/老人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比如韩国的劳动力/老人从1990年的11.3降至2005年的7.4、2015年的5.2，五年平均GDP增长率也从1988年－1992年的9.1％降至2003年－2007年的4.5％、2013年－2017年的3.0％。

日、港、台、韩的中位年龄从1980年的33岁、26岁、23岁、22岁增加到2015年的46岁、43岁、40岁、41岁，人口在快速老化，经济增长率在快速下降。欧盟、美国的中位年龄也从1980年的33岁、30岁提高到2015年的43岁、38岁，经济增速也有所下降。加上中国大陆的经济占全球比例在提升，日、港、台、韩作为整体，经济占世界比例从1995年的20.8％下降到2016年的9.5％；欧盟、美国的经济占全球比例也从2003年的60.3％下降到2016年的46.3％。

在2004年之前，与日港台韩、欧盟、美国的贸易一直占中国大陆总外贸的70％以上。这些地区的经济减速，使得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的66％不断下降到2016年的37％，东南沿海的经济优势下降。

而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从1980年的8％，上升到2006年的27％、2016年的80％，经济从过去的出口驱动转变为内需驱动。而人口和消费中心仍在中西部，内需给中西部带来了机遇。并且西部地区的生育率高于东部，人口结构年轻，劳动力相对丰沛。这些因素驱动中国经济中心在2006年开始西移。

日本、欧盟中位年龄将增加到2030年的52岁、48岁，2050年的55岁、50岁，人口占全球比例也将下降，GDP总量占全球比例必将继续下降，给中国的经贸机遇将继续减少。

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相对平稳，2030年、2050年的中位年龄将只有40岁、44岁，总人口和劳动力还将继续增长，加上研发优势，今后经济占世界比例将长期波动在21％－25％。但是一方面由于美国正在重振制造业、抬高市场准入门槛，一方面由于印度等国的产品开始占有美国市场，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可能将下降。

而2015年东南亚的中位年龄还不到29岁，正处于迸发经济活力的阶段，加上地缘优势，对华贸易占中国外贸的比重从2000年的8.3％上升到2016年的12.3％，很快就要超过欧盟对华贸易了。2015年南亚（包括印度）、中亚、西亚、非洲的中位年龄分别只有26岁、26岁、27岁、19岁，作为整体，经济占世界比例从1994年的5.4％上升到2016年的11.4％，对华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也从2000年-2002年年均15.7％上升到2014年－2016年年均26.2％，还将快速上升。今后几十年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将是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将给中国西部带来发展机遇，推动经济中心继续西移。今后到这些地区的铁路修通后，中国西部将从开放的“三线”变为“一线”。

从劳动力迁徙看各省的经济前景

20岁－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是最有经济活力的人口。东北20岁-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从1981年的10.1％下降到2015年的7.6％，同期经济占比也从13.1％下降到8.0％。

由于东北年轻劳动力数量在下降，人们就误以为是人口外流。其实东北的人口流出、流入大致平衡，辽宁略有流入，黑龙江略有流出。比如，2015年黑龙江人口净流出，但是常住人口中仍然有55万是外省人。

很多人以为东北人口大量流往海南。但海南2015年常住人口911万人中，外省人口只占62.5万人，包括6.4万东北人（集中分布在三亚）。由于三亚常住人口中有20％是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中又有22％是东北人（3.7万人），再加上东北人明显的体征和语言特色，这就给人一种假象：在海南的东北人很多。

广西的劳动力流失率远比黑龙江高，但是由于生育率较高，补充了劳动力，留在本省的20岁-39岁人口占比仍然稳中有升，经济占比也没有像东北那样大幅下降。东北经济衰退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核心原因是他们不再“制造”东北人了，“人口制造业”的衰退，必然导致“物质制造业”的衰退。

川渝常住人口20岁－39岁人口占比的降幅比东北还大。但川渝是因为劳动力外流，而东北是因为生孩子太少。川渝外出打工的劳动力仍寄钱回家养孩子、养老人，仍在贡献家乡的内需和经济。2010年笔者在西南大学演讲曾判断重庆的劳动力将开始回流，今后几年重庆的经济增速将领先全国。现在果然如此，比如1990年重庆、四川的0岁－19岁人口占全国的2.31％、6.64％，而2010年的20岁－39岁人口只占1.81％、5.37％，说明劳动力严重外流；但是2015年的25岁－44岁人口却占全国的1.96％、5.43％了，有经验、有见识、有技术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回流。而东北既没有人寄钱回来，也没有人可以回流。

为什么外迁劳动力开始回流？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人口流动的动力，而区域均衡化发展是趋势。以前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的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吸引着人口流入。但是后面由于各地基础设施的改善和财税制度的倾斜，人均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比如说，密西西比一直是美国最穷的州，人均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从1930年32％上升到1950年的51％、1980年的70％、2015年的72％；而纽约州却从1930年的168％降至1950年的122％、2015年的122％。1956年东京的人均GDP是全国的1.95倍，吸引着人口流入；1967年降至全国的1.55倍后，东京人口占全国比例开始下降。日本最穷的冲绳县的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也从1970年的41％上升到2000年的66％、2014年的71％。

深圳的人均GDP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全国的5倍了，1991年更是6.5倍，广州也是全国的3.2倍，吸引着年轻劳动力涌入广东。上海、北京在1996年、2000年放开人口闸门时，人均GDP分别是全国的3.7倍、3.1倍。

重庆、四川、湖南、贵州、安徽、广西等劳动力输出地的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在2005年前后触底反弹，从2005年的81％、59％、66％、34％、57％、55％上升到2017年的103％、72％、82％、61％、71％、68％。而2017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人均GDP只是全国的2.1倍、2.0倍、2.5倍、3.0倍了，还将继续下降，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在下降。

湖南、广西、安徽、河南、四川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地，2015年光是向北京、上海、广东这三地就分别流出了488万、362万、348万、329万、299万人口。从25岁－44岁劳动力流失率来看，贵州、河南、安徽、广西流失率最高，2015年分别流失了29％、21％、20％、20％，留守危机也最严重。但是流失率高也意味着今后人口回流势能大。

对于人口输出的中西部省份来说，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意味着有后发优势，有经济上升的强大势能。现在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在改善，国家也出台了扶贫政策，将增强经济造血能力，拉动内需，区域发展差距将继续缩小。考虑到路费和骨肉分离的精神成本等，外迁劳动力部分会带着技术、资金回流，将迎来一波劳动力红利，像前些年重庆那样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劳动力流入地（珠三角、长三角、北京、天津）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将下降。

东北由于人口老化，经济活力减弱，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不断下降。1960年东北的人均GDP是全国的2.1倍，1980年还是1.5倍，而2015年降至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只是全国的82％了。人口外移的势能加大。

近期的经济看人口迁徙，长期的经济看人口生产（生育率）。将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平均可以发现，东北、北京、天津、长三角最低，西部地区最高。生育率的差别也导致年龄结构的差异和经济活力的差异，东北的中位年龄最大，经济率先衰落。西部地区中位年龄小，经济潜力大。

北京、上海由于吸引了外来年轻人口，2015年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只有38岁、40岁，但是户籍人口的中位年龄高达44岁、50岁，比东北还要高；如果没有外来年轻劳动力，经济比东北还糟。

2015年广东的外来人口的中位年龄与北京、上海一样只有33岁左右，由于户籍人口的中位年龄也只有33岁，因此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龄只有33.7岁，全国最小。广东的人口结构最年轻，是因为1980年全国实行一胎化时，习仲勋主政的广东却出台了《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允许生二孩，其中农村的二孩政策一直延续到1998年，使得广东户籍人口“额外”多出生了数百万孩子，给经济注入了“额外”活力，改变了中国几十年的区域经济格局。但是由于广东在1998年取消了二胎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今后的人口结构也不容乐观。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的儿童比例低，吸引了大量外来年轻劳动力，有利于近期的经济；但随着时间推移，年龄结构将由目前的纺锤形变成极为危险的倒三角形。这些大城市生育环境恶劣，民不聊“生”，生育率长期只有0.7，如果继续吸引外地年轻人，这些人生不起孩子，而相当部分将在此终老，今后将面临空前的老龄化危机，威胁社会稳定。并且，过多的年轻人流入这些大城市，也会使得全国的生育率低下，将会导致今后全国宏观经济的衰退。

年龄结构最好的是广西、贵州、西藏、云南、江西、河南、安徽等省，儿童比例高，后备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今后老年化危机轻。

假设2015年后人口不再跨省迁徙（事实上仍然会有跨省迁徙的，比如现在的流动人口部分将返回原籍）。各省2015年常住人口年龄结构采纳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各地区分性别、年龄的人口》数据，再用《中国大陆当下人口实证研究》中全国各年龄数据推算各省的各年龄人数。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全国生育率为1.22、1.18，平均是1.20，假设各省未来的生育率也稳定在2000年、2010年普查的平均水平，比如吉林为0.80，广西为1.67。

20岁－39岁人口占比下降越快，劳动力/老人越小，中位年龄越大，那么经济活力就越低。2035年20岁以上人口是2015年之前出生的，因此2035年的20岁－39岁人口占全国比例、劳动力/老人是已经确定了的，不受今后生育率影响。

老龄化指数又称老少比，是指100个儿童（0岁－14岁）对应的老年（65岁及以上）人口数，指数越高说明老龄化程度越深。由于老人和儿童基本都留守原籍，因此老龄化指数比中位年龄更能反映真实的老年化程度。

2015年东北的中位年龄已经超过43岁了，相当于日本2006年的水平。日本2004年－2008年GDP年均只增长1.2％，而辽宁、吉林、黑龙江在2014年－2017年GDP还年均增长2.6％、6.3％、6.0％。原因之一是东北的劳动力/老人在2015年还有6.7，只略低于全国的6.9，而日本在2006年只有3.0了。但是东北的劳动力/老人在快速下降，今后将是全国最低，经济活力最弱，社保危机最严重。没有人口再生产的一场革命，东北是很难振兴的。

从各项人口参数综合判断，东北的人口结构最差，其次是华东、华北、华中，最好的是西南、西北。西南比西北有人口规模优势，自然条件也更好，并且在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拥有最佳的区位优势，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广西、云南、贵州的经济增速将领先全国。加上广东的人口结构也较好，因此中国经济中心是往西南转移。

三大城市群中，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结构最好，京津冀其次，长三角最差。江苏的经济不可能超过广东，因为户籍20岁－39岁人口在减少，人口快速老化。人口结构也影响社会心态，广东最开放，上海次之，东北最保守。全国的人口结构不断老化，社会心态也将不断“东北化”。

四川、重庆近年经济增速领先全国。在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今后的区位优势也不错。但是两地的生育率长期低于全国，经济后劲并不足。

全国各地的人口结构差距甚大，应该因“人”施政。东北已经进入了“经济老年”，需要“养生”：优化经济结构，力求如日本、德国那样在恶劣的人口结构下仍能维持经济的低速增长。德国、日本的经济之所以相对较好，是因为2016年仍然有28％、27％的劳动力从事工业，实体经济还坚挺；而法国、英国、希腊只有21％、19％、15％的劳动力从事工业。

东北如果“不服老”，继续追求速度，会导致经济结构恶化和数据的水分。老人如果“养生”得当，可能长寿百岁；否则，可能只能活到六七十岁。因此，人口结构恶化，决策需要更为科学、精细才行。东北的生育率在1980年就低于更替水平了，比全国早11年，东北的今日就是全国的明日。全国的人口结构都在快速老化，急需出台有效的“休养生息”政策，提升生育率。

很多人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发展经济。其实在人口结构改善后，经济也会随之而增长，这已经被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亚当·斯密认为“国家繁荣最关键的因素是其居民数量的增长”。那么对政府来说，还有什么比发展人口更重要的？

为政一方，如果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人口发展，将人财两空，导致区域的长期衰败；注重人口发展，将人财两旺。没有“人口制造业”的振兴，就不可能有“物质制造业”的振兴。唐太宗等政治家将婚育和人口增长作为考核官吏升降标准，比现在以GDP为主的考核标准合理的多。各省的经济前景取决于如何引导年轻人生儿育女。

（编辑：苏琦）

（本文首刊于《财经》年刊2019：预测与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