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之败（1989-2019）：泡沫破裂后的社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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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日本称“平成元年”，股市达到最高峰后，还是有很多日本人坚信随着经济的再度发展，新高峰肯定会像海浪一样再度到来。但是当平成时代（1989年到2019年）即将在4月30日结束时，谁也没有看到股市再度回到平成元年的高位。不仅股市，土地及房地产价格也没有回到1993年日本民众体验过的那个高位上。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平成刚刚开始的那几年都是日本最好的时期。而现在，这个结论已经可以下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在成为过去后，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要不日本的年轻人现在怎么这么淡定？对金钱、社会地位，甚至对婚姻已经没有什么欲望。很多时候日本社会的平静让人不安。轻轨中、高铁上永远是埋头看手机的乘客，连两、三岁的孩子都只会静静地看外面密集而无任何特色的低矮住房，不会在车上疯跑，更不会哭闹。走在日本街道上，虽然很多住户也养了狗，但很少能听到狗叫，更不可能在街道上遇到一只未拴绳子的狗追着人乱跑的情况。

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比如日本的企业家总数、市民的生活状况等，数字也很说明问题。日本2018年《小规模企业白皮书》给出的数字是，包括个体户在内的中小企业家总数在1986年为533万人，到2014年这个总数仅剩下了381万人。平成时代，企业家的数量一共减少了150万人。

2019年1月发表的日本政府《月例经济报告》，特别强调了自2012年12月开始的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六整年，“有可能超过战后最长的2002年2月至2008年2月”。这给安倍晋三首相脸上重重地抹上一层24K金。安倍是2012年12月上台的，自那时开始日本经济进入增长阶段，至今已经维持了六年零一个月，安倍今后还能做三年首相，日本很有可能延续这次的经济增长。但是，笔者在日本接触的人中，几乎无人感受到了增长，更不用说享受到了增长的恩惠。

泡沫经济崩溃后，看得见的是萧条，感受不到的是经济增长。

平成时代的“改革”，串起来的结果是“败北”

笔者在1989年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去日本留学。

上个世纪80年代，1985年南京建设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时国内并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这座纪念馆，基本也没有著名政治家到这里来主持祭奠仪式。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业图书少之又少。笔者当时能看到的是对日本战后经济发展、企业经营表示由衷钦佩的各种书籍。中国国内称颂日本的相关报道、节目，感觉比今天我们看到的抗日连续剧在总量上还要多很多。

到日本后，在研究生院里再次接触了傅高义的《日本第一》。日本学者对这本书的写作内容、叙述手法相当不满，反复当着笔者的面说，那本书很不真实。这和笔者在国内见过的学者、官员对此书的极力赞美大不一样，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再以后，读硕士，又读博士，有了相当多的和日本政治家接触的机会。在泡沫崩溃后，经济每况愈下的时候，真的能感受到日本对改革的迫切希望，企业开始大胆尝试，技术研发不断进行，中央及地方的改革如火如荼，特别是笔者博士毕业后，到地方大学工作时，直接和地方上的政治家接触，更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日本的改革：不论是支出方面的缩减，还是冗员的剪裁，日本中央及地方议会的制度，改革在整个平成时代贯穿始终。

在平成时期称赞中国的钢铁、水泥、桥梁架设技术、BAT异军突起，不是笔者的专长；按图索骥在日本企业中寻找GAFA（谷歌、亚马逊、脸书及苹果），也不是笔者想做的事。去一趟京都，发现京瓷、村田、欧姆龙、堀場等企业后，得出如果没有这些公司，世界IT业将难以为继的结论，或者读了安倍内阁的相关报告高呼“日本将迎来黄金10年”，笔者也不至于如此幼稚。认认真真回顾日本这三十余年的“第一”“改革”，最后能得到的仅仅是“败北”而已。日本大企业家、真正参与了政治经济改革的专家学者，在平成就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心中最多的感触恐怕就是这些。

比如，2019年1月30日，《朝日新闻》独家专访了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会长）小林喜光（注：三菱化学控股公司会长）。文章的题目是“日本败北，还能否生存？”经济同友会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企业家协会，代表干事是日本财界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其与政治、政府的关系非常近。每当政府出了新政策，同友会代表干事出来谈谈自己的观点，往往对日本舆论界影响很大。

摘几句小林的发言：

主要工业生产国中最低的劳动生产率

去日本留学前，笔者在中国农村下放过三年，之后回到北京。上大学前，基本在工厂做工，对中国的农村、工厂算是熟悉。上世纪80年代末到日本后，一看人家的农业、工业，技术水平之高，简直不敢相信。用经济学的说法，日本劳动生产率该是中国的几倍到十几倍。感觉有了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后，我们在农村肩挑手推，运那么一点公粮，在日本一个农民开辆卡车就全部解决了，他一人差不多有我们那时一个生产队的运送能力。我们天天在田里干活，但还是抵不上日本农民两天打渔三天晒网的工作效率。到了工厂一看，几百个零部件，其中劳动能手的成品率能达到80-90%左右，日本工厂一个车工管几台机器，一个小时差不多是我们一个车间的工作量，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不会出废品。

现在再去日本农村、工厂，几乎完全没有了三十年前的那种感动、感叹。中国农村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大一样，论机械化的程度，很多地方由于是大规模农业，比日本先进多了，到工厂一看，中国的不少机械设备要比很多日本企业还要先进。笔者现在在中国经常看日资企业，同时也会看该企业在日本的工厂，感觉中国工厂比日本的效率要高很多，管理上与日本没有什么差别。论劳动生产率，同一家日资企业，中国工厂比母公司的工厂高。

中日之间劳动生产率的比较，笔者没有官方统计数字，看了一下2017年12月日本生产性（劳动生产率）本部发布的报告，从每小时工作的劳动生产率看，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5个经济体中，日本排名第20位；看G7（7国集团）的相关数据，日本比意大利、加拿大的劳动生产率要低，是7国中的最后一名。和10年前、20年前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我们更想知道为什么进入平成年以后，日本会出现这样凄惨的结果。

在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小林喜光那里，他的最大感触是：“过去我们在半导体、太阳能电池、激光刻录盘、锂离子电池等都是日本最先着手做的，而且曾经有过很高的市场占有率，但现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及韩国的产品席卷了全球，那些早已不是日本领先的技术了。”

换句话说，日本拘泥于老式的制造方法，能开发出新产品，但并不具有让新产品大量生产的技术及设备，更不肯在相关产品的制造上进行投资。没有了技术设备的更新，纯靠一线改革、改善，能提高的生产效率，其空间实在有限。

从未来的产业发展布局看，在小林眼里，“下一代通讯标准是5G，日本厂家保有的市场份额只有很小的一点，发挥领头作用的是中国的华为，紧跟其后的是北欧的爱立信及诺基亚。汽车的自动驾驶及远程遥控医疗等下一代基础技术建立在5G之上，（日本不能有所作为）这要是不叫‘败北’，还有什么能称之为‘败北’呢？”

当然日本在很多方面保有5G的关键技术，但在4G落后以后，5G振奋不起来，看到美国欺负华为，赶紧趁火打劫，宣布“排除”华为等中国企业在日本做业务的机会。日本政府能做的也仅有这些，早已经没有了鼓励企业在5G上发奋努力的能力了。

日本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不能追赶G7其他国家，在OECD中35个经济体中仅仅排在20名，这是过去十余年的结果。对于在今后十年发生改变的可能性，笔者接触到的日本技术专家、经济评论家中，持乐观观点的人非常少。

但是在中国，人的思维往往具有某种惯性，尤其是岁数大的人，比如熟知三十年前日本情况、对日本感兴趣的人，很容易用自己年轻时的观念看今天的日本，相信未来日本会特别有前途，会再次铺设出金光大道，对日本有种不切实际的期望。2018年以后，中国国内忽然冒出了一大批对日本经济特别期待的文章与舆论，和国际国内社会历史大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碎片化、贫困化让个人消费严重不足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笔者到日本后，除了感觉工农业方面中日差距外，对日常生活、消费理念的不同更是有切身体会。

比如，我们在农村的时候，最多打打麻将，赌上几分钱、几毛钱。到了日本发现这里有数不清的老虎机，日本人对用老虎机赌博，比我们打麻将要热烈多了。凡是有老虎机房的地方，必定有拉面店。凡是有轻轨车站的地方，也一定会有老虎机房。

当一个客人打开老虎机房的店门，先是传出极为嘈杂的钢珠旋转的声音，那是人们赌得最为热烈的最简单的一种表述方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会让人不由得走进去赌一把。接着便是浓浓的烟味传了出来。日本的香烟具有那么一点淡淡的香味，不会抽烟的人闻到后都要走进老虎机房，在嘈杂的钢球声中抽上一支。

很多时候，老虎机房的轰鸣让我想到了工厂的车间；浓郁的香烟，让我觉得自己身处于车间休息室的环境中。所有人会在这里一根接着一根地吸香烟。浓浓的烟气中，看不清机器，好像也听不见轰鸣，这是一种极为快乐的休息方式。

现在走过很多车站，看到往日的老虎机房已经消失，可能更多的是因为自己也老了，听老虎机的轰鸣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喧嚣，老虎机房客人进出时，几乎闻不见香烟的味道。走进去一看，见老虎机房也开始禁烟，至少个别区域是禁止吸烟的。

看看相关的统计，平成元年的30万亿市场，在1995年以后已经开始下滑；30年前3000万玩老虎机的“赌徒”，如今只剩下1000万上下。三分之二的“赌徒”消失后，老虎机的出资人自然也少了，让日本街道变得非常安静。

到了日本的住处，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视，听里面的日语。最近忽然发现，同样教人做饭的节目，平成元年前后是教人如何做四口人之家的饭菜，现在几乎清一色地谈该如何做一个人的一份饭。问电视台的朋友，对方说，“十年前我们的节目谈如何做两个人的饭菜时非常有收视率，现在是一个人。如果教人做两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的饭菜，节目就基本上没有人肯看了。”现在35%的日本人一个人生活。如果笔者的记忆没有太大的偏差，在平成元年前后，尽管大量的高中及大学毕业的人会进入到大城市中，成为一个家庭仅有一人的情况，但那时一家一人这个数字不会超过20%。进入平成年代以后，日本社会愈发的碎片化了，不论老小，人们更愿意选择一个人的生活。

去见三十年来的朋友，发现他们中间很多人未婚，或者结婚了也未育，有些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但现在这些孩子也都三十上下了，比父辈出现了更大比例的未婚未育。

现在依旧在学校工作的那些朋友，不断感叹教育经费的缩减，日本公立教育的经费早已严重不足。从公立教育费用与GDP的比率看，在世界154个国家中，日本以3.47%的比例，位列第114位，法国为5.46%（第37位），美国4.99%（第59位）。教育费用主要需要个人负担。去年安倍内阁才开始制定免费教育的相关法案，至于何时能够看到效果，目前还很难说。

现在日本经济增长期的长度该是战后最长的，看了日本政府《月例经济报告》后，一些用中文写作的媒体人立即作出了日本将持续繁荣的结论。这里我们不如还是看经济界的人是如何看的。经济同友会小林喜光说：“（过去）6年时间里，GDP增加了60万亿日元，但国家及地方的借款也扩大了175万亿日元。”是GDP增加快，借款暴增？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这里就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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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时代的“失落”“败北”是个不争的事实。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里，日本引领的世界技术革新、日本主导的新产业组织变革、日本企业的新技术革命、日本创立的消费潮，随着泡沫的崩溃而消失殆尽。泡沫崩溃后，日本进入到了长长的漆黑隧道中，目前日本的主要学者、评论家还没有看到出路。

而不少不太懂日本的中国学者、媒体人，他们已经为日本经济发展找到了出口，宣布日本就要迎来十年黄金期了。但愿这次中国学者、媒体人预测得非常准确，在我们可能会遭遇不少困难的时候，日本终于苏醒，有了让我们再度前行的国际条件和借鉴力量。

只可惜，怕是今后10年根本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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